政府数据治理又有不同层次上的意涵。

又要坚持重点论，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尽快取得实效。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用铁的纪律和制度管党治党，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道理说清楚，有助于引导旅游、社交乃至生活各层面实现理性、安全的治理。又如，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这都是基本的常识性文明行为要求，也是避免飞沫等传染的有效防护措施，有些人却很难将其付诸行动。很显然，伴随着多地连日通报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少人对疫情防控放松了警惕。治理不文明行为重在分类应对、科学指导和示范。在疫情防控这种特殊时期，即便疫情基本被控制住了，扎堆到名胜景点旅游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规范，应当着眼于宣传教育，同时要强化指导和示范。

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了与疫情相关的文明行为要求，包括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用餐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69]基本法律概念为教义性法学体系的构造提供了必要的出发点。

人们之所以有时会产生法理论无用之感，是因为当迄今为止的法律实践及其背后的部门法学运行良好时，它的作用就是隐而不彰的。在这方面，康德关于法权论（法学说）的划分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此基础上，内特尔布拉德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法学百科全书《普遍实在法学的要素体系》（1749年）。它们属于自然法或理性法的范畴，相应的研究也被称为理性法学说或法哲学。

维辛斯基及其追随者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以致到了今天，除了教科书还保留了相应篇幅外，法理学者自己花费在基本法律概念方面的精力明显不足。

[48]纯粹法学说要达致双重纯粹性，将自然（社会学）的方法与道德（伦理学）的方法都排除于法学研究领域之外，从而将一般法学说界定为一种独特的法学理论。实在法学不再仅是一种实践能力，而成为法律知识的体系。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内部的或实质的百科全书与外部的或形式的百科全书的区分：前者展示出法律科学彼此关联的基本原理，致力于通过一种简洁或一般性的，时而历史性时而教义性的概览来总体把握法律真理，因而要揭示具体法律学科的内容。相反，教义化的部门法学由于固守既有的学说，可能会忽略法律实践的复杂性，无法恰当地应对新情形。

他将法学区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部分，尤其是区分了分论与总论，即个别的部分和一般的部分。要注意的是，这些基本概念一开始并非通过分析方法，而是以经验的方式，即通过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法源尤其是对罗马法的观察获得的。使得法学具有独立性，又让它对相邻学科保持智识开放。作为一种对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的作业方式，它牢牢受制于特定领域的实在法，至多只能提炼并阐释某个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并建构出该部门法内的体系关系。

在法理论的中介机制下，相邻学科对部门法学发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相邻学科知识有限度、有方法地进入部门法学的论证之中，或者说部门法学以特定方式吸纳相邻学科知识。面对法律科学越来越显著的分化趋势，尤其是经典的学科三分法（民法、刑法和公法），德国学者们提出了作为法律科学总论的一般法学说，因为某些问题对于整个法律科学来说是共同的。

总论部分的篇幅相比于之前更为庞大，标题偶尔也会被直接称为一般法学说。它的任务在于研究法秩序的构造，并提炼出用以分析一切法律体系的逻辑工具。

[97]参见陆宇峰：《社会理论法学：定位、功能与前景》，《清华法学》2017年第2期，第93页以下。3.法理论的知识筛选功能 法理论对于部门法学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对内的方面，也体现在对外的方面。法理中国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程度。虽然当时的法学家以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几何学风格的法以及与新的科学理解相吻合的法律科学，但它并非关于现行法的学说，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法学说。进入专题： 一般法学说 基本法律概念 。[47]法理论由此也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一般性的法学学说。

它还能对部门法学进行解剖式观察，洞悉其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从而保有反思和修正的可能。它看上去既不像各式各样的交叉学科范式那样时髦，也不像各种直接围绕中国法治实践展开的研究那般有用。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问题，以社科法学为旗号的法律与社会科学运动应势而起，意在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型应用于各个部门法，形成统一的解释方案，开出自谓更贴近社会现实的药方。[84]参见前引[64]，耶施泰特书，第126页以下。

社会法理论的长处在于，从宏观层面揭示法的运行模态和结构，为理解当代法的运作提供更合乎功能性和现实性的理解。这部著作经过多次再版，于1909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在英语圈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哲学研究重新在法理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他各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与认知科学等，方兴未艾、层出不穷。这样构造出的概念只具有有限的一般性，形成的体系也只是部分体系。2.成熟阶段 法理论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1934年）和《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1945年）。总之，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

相比之下，今日之法理论的任务不再仅限于给法和相关概念下定义，也致力于获得对法的体系性和结构性理解。在经验主义的科学论传统中，观察、经验和历史成为科学知识的构成性要素，一般科学命题的有效性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即只要它们被经验证实就是真命题。

[48]参见前引[43]，凯尔森书，第20页以下。[50]Vgl. Hans Nawiasky, Allgemeine Rechtslehre als System der rechtlichen Grundbegriffe,2. Aufl., Einsiedeln u.a.: Verlagsanstalt Benziger Co. AG.,1948. [51]Vgl. Ralf Dreier, Was ist und wozu Allgemeine Rechtstheori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1975, S.10,13. [52]Vgl. Eric Hilgendorf, Die Renaissance der Rechtstheorie zwischen 1965 und 1985, Würzburg: Ergaon Verlag,2005, S.35-66. [53]Vgl. Ota Weinberger, Aufgaben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analytischen Rechtstheorie,4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theorie 359(1973). [54]Vgl. Raffaele de Giorgi, Ein Beitrag zu einer soziologischen Neubegründung der Rechtstheorie,67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100(1981). [55]Vgl. Gerd Roellecke, Das Recht von au?en und von innen betrachtet, Juristenzeitung 214(1999). [56]Vgl. Rudolf Wieth?lter, Recht und Politik, ZRP 155,158(1969). [57]Sonja Buckel, Subjektivierung und Koh?sion, Weilerswist: Velbrueck Gmbh,2007, S.14. [58]M. Csizmas, Zur Entwicklung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Staats-und Rechtstheorie,9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27-60(1969); Oskar Negt, Thesen zur marxistischen Rechtstheorie,6 Kritische Justiz 1-19(1973); Johnn J. Hagen, Probleme der marxistischen Rechtstheorie,63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129-135(1977). [59]Felix Hanschmann, Eine Rehabilitierung materialistischer Rechtstheorie,41 Kritische Justiz 82-94(2008). [60]当时的讨论集中见于三本论文集，对此的述评参见Gerhart Wielinger, Rechtstheorie heute: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 drei Sammelb?nden,60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429-434(1974). [61]Vgl. Klaus F. R?hl und Hans Christian R?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K?ln: Carl Heymanns Verlag,2008, S.3. [62]参见前引[11]，Auer书，第43页。

[34]Vgl. Ernst Rudolf Bierling, Zur Kritik der juristischen Grundbegriffe, Teil 1(Neudruck der Ausgabe Gotha 1878), Aalen: Scientia Verlag,1965, S.162. [35]Vgl. Ernst Rudolf Bierling, Juristische Prinzipienlehre, Bd.1.(Tübingen 1894,2. Neudruck), Aalen: Scientia Verlag,1975, S.13,14f. [36]Vgl. Ernst Rudolf Bierling, Zur Kritik der juristischen Grundbegriffe, Teil 2(Neudruck der Ausgabe Gotha 1883), Aalen: Scientia Verlag,1965, S.4. [37]Vgl. Felix Somló, Juristische Grundlehre, Leipzi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17, S.2-4,5,8-10. [38]Theodor Sternberg, Allgemeine Rechtslehre, Leipzig: G. J. G?schen,1904; Alexander Nicol-Speyer, Der allgemeinen Rechtslehre erster (morphologischer) Teil, Berlin: Verlag von Franz Vahlen,1911; Rudolf Stammler, Theor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Halle a.d.s.: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1911. [39]Vgl. Ignatz Kornfeld, Soziale Machtverh?ltnisse, Wien: Verlag Manz,1911, S.63. [40]Vgl. Bernhard Stark, Die Analyse des Rechts, Wien u. Leipzig: W. Braumüller,1916, S.40,66,107. [41]Nikolai Korkunov, General Theory of Law,2d ed., trans.by W. G. Hasting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 p.37. [42]Otto von Gierke, Labands Staat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wissenschaft,2. Auf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61, S.5,7. [43]参见[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页以下。虽然这一阵营中学者众多，具体观点各不相同，但都试图发展出一门介于教义性法学与传统法哲学之间的法学学科。

[14]康德主义者试图提供一种理性的、根植于人类不同认知能力的知识划分，认为应当建立一种脱离了历史偶然性的确定体系。法理论的特殊机制使得教义性法学能够克服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偶然性，采取一种既稳定又灵活的方式。教义性的法学正式诞生于19世纪的历史法学时期。法理论则更多是要从认识论中获得科学性，属于法认识论。

[97]当然，严格说来，社会理论法学仍旧属于法社会学而非法理论的范围。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一般性。

它将商谈性关联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认为积累是法的知识获得确定的方式，经积累产生的法的知识构成了具有法的意义的总体系。[22]Vgl. Hermann Ortloff, Die Encyclop?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ihrer gegenw?rtigen Bedeutung, Jena: Mauke,1857, S.146f. [23]Vgl. Ferdinand Walter, Juristische Encyclop?die, Bonn: Adolph Marcus,1956, S.4. [24]参见前引[8]，Brockm?ller书，第157页以下。

由于科学的问题取向于可验证的经验证明，故而其核心就在于通过分析和描述来获得一般化命题。与此同时，虽然依然有个别成果诞生，但总体上法理论研究被迅速边缘化。